河洛瑰宝，探寻华夏之源的千年传奇

“河洛瑰宝，华夏之源”这句话通常用来形容河南省的洛阳和河洛文化。河南省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 "河洛"：河指的是黄河，洛指的是洛河，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黄河和洛河的交汇处被称为“河洛文化”的中心。 - "瑰宝"：指珍贵的宝物，这里用来形容河洛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 "华夏之源"：华夏是中华民族的代称，这里的“源”指的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地。
河南省的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包括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等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都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资料。因此，“河洛瑰宝，华夏之源”是对河南省，尤其是洛阳历史文化地位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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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曼

核心提示 “河出图，洛出书。”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古人就以简单的话语，肯定了华夏文明源自河洛大地。

洛阳，就是一座守在洛河岸边，见证历史慢慢走过的千年古城。千百年来的时间流逝中，洛阳城仿如一位历经沧桑却依然包容、求新的智者，用自己温柔宽厚的怀抱，护卫着一方水土、一方文明的历史传承。她更用自己沉淀千年的深厚内蕴，为今天的人们传递着华夏祖先们，为历史文明发展不懈努力的赞歌。

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不缺少记录历史发展的文字。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从不缺少见证历史变革的参与者。文物，虽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深埋于泥土，却同样能在重见光明之时，诉说一段辉煌的过往。一道道细致的纹理，一条条精美的线条，让后人在赞叹古人超乎寻常的精良制作时，也从它们已经沧桑的容颜上，再次感受到历史发展的脉络。

时代造就重宝诞生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当司马光写下这两句诗句时，洛阳这座散发千年历史底蕴的古城，就再次成为后人追寻过往的源头。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和1500多年建都史，悠长的历史岁月，造就洛阳自古就有的丰富而又繁荣、多样的历史文化积韵。

从夏朝文化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到公元1840年中国古代史结束，3000多年的时间里，洛阳城历经多个朝代更迭，看尽世间的盛世繁荣与没落衰败。洛阳城的文物，也在这波澜不断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变迁，默默记录下当年的一景一容。据洛阳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显示，洛阳市可移动文物共有40余万件/套。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河洛大地有过这样的记载。“三代”即指夏商周三个朝代，在这段连续的时间里，洛阳是全国的中心。1959年，一只考古队驻扎在洛阳偃师市的一个小村庄里。不久之后，二里头遗址，一个奠定中国历史发展的宫城遗址在此发现。

“二里头遗址就是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洛阳博物馆副馆长高西省告诉记者，二里头遗址是“最早中国”的所在，出土的器物也都处处体现出二里头文化中的‘最早’。目前全国唯一的方格纹铜鼎，以及乳钉纹铜爵等一系列礼器的发现，在彰显二里头时期洛阳鼎盛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同时，也再次印证中国众多的历史文化正是起源于此。

洛阳的考古工作一直没有停下，通过多年的考古发现，洛阳盆地东西不超过40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夏代都城、商代都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五座都城遗址。在这里发现有中国最早的期铜容器，最早的镶嵌青铜器，挖掘出最早的古代宫殿建筑遗址群，以及最早宫城……这些璨若星河的历史文物古迹，都为后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莫大的基础。

“‘古都重宝耀中华’活动，恰恰能够再次把大众的眼光吸引到河南，吸引到洛阳，让更多的国人感受到河南四大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感受到华夏之源洛阳的历史文化魅力。”高西省说，洛阳的重宝有很多，然而知道和了解的人却并不多。能够让洛阳城再次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千年魅力，是洛阳许多文物工作者多年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融合带来别样的奇珍异宝

源起二里头，盛于李唐。“三代”时期，洛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留下盛世繁华的遗迹。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洛阳也曾短暂告别历史舞台，直至战乱结束，再次迎来唐代的发展与灿烂。

唐初，洛阳作为东都，一直享有仅次于都城的地位与发展。公元691年，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称帝，定都洛阳，神都洛阳从东都一跃成为都城。“贞观之治、贞观遗风，包括后期的开元盛世，这些繁荣的时代背景给洛阳的文物产生深远的影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程永建告诉记者，丝绸之路开辟之时，洛阳就在其中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到隋唐大运河的通航，使洛阳成为当时全国交通枢纽的中心。不论是罗马或是日本，世界范围内的珍宝，都能在洛阳找到他们的身影。

“在这样的盛世背景下，洛阳出土的唐代文物大都十分精美、工艺精湛，并且能融合多方思想，造型独特而精巧。”程永建告诉记者，唐三彩绚烂的色彩和造型可以让大众直观感受到盛唐的辉煌。而三彩骆驼背上驮着的一捆捆珍贵丝绸，有着胡人面相的三彩人佣造型，以及造型非常大胆独特的三彩兽面镇墓兽，则是一个发达开放的国家，一个已经融合四海八方优秀文化地域的具体表现。

“这样别致而精美的文物只有盛唐时期能想象出来，也只有盛唐时期才有这样高度发达的技术。”程永建告诉记者，洛阳城内规划齐整的里坊区，同样能看出当年人们丰富而满足的生活状态，“包括现在老城区的西大街，就是当年唐朝的规划街道，地下至今还埋藏着千年前的街道古迹。”

从1981年参与考古工作以来，程永建越来越能感受到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的重视，“在这样一个时机，推出‘古都重宝耀中华’活动，既能够满足大众对这些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望，还能进一步发扬洛阳以及中国的厚重文化，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活动。”

洛阳重宝推荐介绍：

夏·方格纹铜鼎

夏·方格纹铜鼎

鼎是中国古代文化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语当中的“鼎立天下”、“定鼎中原”，都代表着政权的更替和建立。所以在古代，鼎是青铜器中地位最高、身份最重的代表。这件青铜器于1987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号称“华夏第一鼎”，堪称国之重宝。这件鼎收口、圆腹、平底、锥状三足，沿上铸二环形立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该鼎合抱模铸风格，端庄规整，但略显稚拙粗糙，纹饰图案具象朴素。

夏·乳钉纹铜爵

夏·乳钉纹铜爵

这件乳钉纹铜爵，前有长“流”，后有尖“尾”，流口上有一对伞形短柱，腹部束腰，平底，下有细而高的三足。铜爵整体造型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鸟雀，反映了作器匠师的聪明巧思。它的器身一侧附有称之为鋬的把手，而另一侧装饰有五颗乳钉纹。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也是青铜器上的最早纹饰。这件乳钉纹铜爵，器型精巧玲珑，简练朴素，置身于千百件精美绝伦的商周青铜器中，显得貌不惊人的，它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酒器，在文物界享有“中国第一爵”的美誉,十分珍贵。

夏·嵌粘绿松石铜牌饰

夏·嵌粘绿松石铜牌饰

1984年秋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一种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艺术品，属于礼器的范畴。它高16.5厘米，宽8--12厘米。呈盾牌形，面微凸起，有四孔可系戴。它是先铸好牌形框架，然后由数百枚绿松石粘嵌成突目兽面，四角纯圆，略呈亚腰形，上部略宽，下部内收，两侧各有对称环纽，边框内呈镂空、抽象的兽面图案，兽面之间镶嵌着21行共数百片绿松石。整个牌面微凸，显得非常协调、对称。以绿松石为衬托的兽面图案十分醒目，大体分为上下两区。上区略宽，最上部如一擎柱，两侧各有一鸟形物相对守护，其下饰勾连纹，直斥边框，刚劲、张扬，充溢着穿透挣脱的力量。下区饰勾形眉、橄榄形眼，球形眼珠灼灼逼视。整个图案高度抽象，虽然历经四千多年的时光流逝，但是镶嵌的绿松石却没有一块松动和脱落，显示出夏代青铜镶嵌技术的高超水平，即使以今天的工艺技术标准来衡量，也当之无愧地堪称高超绝伦，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镶嵌铜器。

唐·三彩载人骆驼

唐·三彩载人骆驼

唐代开放的对外政策，使许多外国客商纷纷来到中原经商或定居，日本、新罗等国也纷纷派遣遣唐使来到中原学习、交流，并将三彩的制作技艺带回国，由此创作出奈良三彩和新罗三彩。同时，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洛阳出土的大量三彩胡人俑、骆驼和马，真实再现了盛唐时期东都洛阳和西域的频繁交住，通过这些文物，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到丝绸之路上驼铃悠扬、马蹄声声，商旅往来的繁忙景象重现眼前。骆驼作为沙漠之舟， 是最得力的行旅坐骑。洛阳出土的三彩骆驼比例准确、造型生动、形体健壮，昂首挺胸、引颈嘶鸣。展厅里展示的载丝骆驼驮负卷帛、丝绸和干粮，体现了唐代丝绸之路繁盛的场面。

唐·漆衣黑陶钵

唐·漆衣黑陶钵

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可谓几经波折，曾有过武周时期的繁荣与鼎盛，也有过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在唐代高僧慧能和神会的努力下传承有序并发扬光大，唐中宗嗣圣元年即公元684年，神会和尚生于湖北襄阳，后被尊奉为“南宗七祖”。在整理发掘神会和尚身塔时，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黑釉陶钵便出自于神会和尚墓。这件黑釉陶钵体型较大，保存完整，釉色深沉凝重，其墓葬对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