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回忆录（18）,揭秘整风肃贪背后的历史风云

张治中回忆录（18）整风肃贪
在整风肃贪的过程中，张治中深感国家和社会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分。
当时，整风肃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旨在清除党内外的腐败分子，纯洁党的队伍，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张治中作为一位老党员，对这一运动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其中。
回忆起整风肃贪的初期，张治中深感形势严峻。许多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一些曾经叱咤风云的领导干部也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恐慌和不安，有人甚至怀疑整风肃贪运动是否会走向极端。
面对这种情况，张治中坚定地表示：“整风肃贪是一项正义的事业，我们必须坚决支持。只有清除腐败分子，才能确保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在整风肃贪的过程中，张治中亲自参与了一些重大案件的调查和处理。他深知，整风肃贪并非易事，既要坚决打击腐败，又要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坚持依法治国，确保整风肃贪工作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2. 加强党内监督，充分发挥各级纪委的作用，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3. 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及时发现和查处腐败问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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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讲过，当我提出“廉正勇勤”希望作为湖南的省训时，还没有想到湖南风气究竟怎样。

等到加以体验以后，这才觉得，树立以这四个字为骨干的新风气，正是客观上迫切的要求。

初到湖南时，和几位父老乡贤接触，谈到政治风气一层，他们总是沉重地摇头说“今非昔比”了！

因为，固有的勤劳、诚朴、笃实等善良的风气日益衰微，而贪黩、营私、萎靡、偷惰之风，日甚一日。

“古道不存，人心陷溺”，每一位老者的心灵上，都罩上了一层忧国忧时的悒郁！

民国长沙公务人员打牌旧照

长沙赌风盛行，打牌成为公务人员“调剂精神的经常娱乐”，在社会上，亦复以豪赌作为正当的社交活动，在这样恶劣的风气中，真不知隐藏了多少罪恶。

为了肃正官箴，我在一月中旬颁布了严禁公务人员赌博令，指出“沉迷赌局，不唯贻误要公，甚或流于贪黩”。还有些人举出在我到任前所发生的省银行出纳员戴运鸿卷逃二十二万元巨款案，作为实例说明。

因为当时盛传这个案件正是在赌局中串演起来的，案中的主角是一个以“神仙”称号，活跃于长沙上层社会、具有相当政治潜势力的巨憝恶骗周仲评。

在我出巡湘东南的前一日——农历除夕，我下令省会警备司令部，将在押的周仲评以“邪术诈财，贪污极恶”的罪状，处以死刑，人心称快。

杀掉这个“神仙”，其意义不止于消灭一个坏人，而是在扫荡邪说异端的存在，扫荡九流三教左道旁门在社会上、政治上败坏世道人心的影响，这是正风肃纪的一端。

省会情形如此，外县情形怎样呢？所谓中古世纪的印象，何只对于政治、组织、人事而言，社会上的情形正是一样。

许多视察人员的报告都指出两点深刻的危机：一是官场风气的败坏，二是社会正义的消沉。

他们认为，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湖南实无新政之可言，我每次都用着十分沉痛的心情读着这些报告。

在一次纪念周上，我说：“我们湖南民气向来很好，民性民情也是很勤朴、很诚笃、很勇敢，但是到了现在，这些良好的风气，已经不容易见到。而目前这一种冷淡，这一种消沉，实在是深为忧虑。

这一种冷淡消沉的情况，如果只表现在农村方面，只要各级政府领导得法，一般农民的素质原是优良，良好风气不难树立。最坏的，还是在县城方面，那风气之腐败、淫靡、偷惰，真是不能想像。

我们接到很多的视察报告，知道各个大大小小的县城里，大大小小的旅馆里，都住了不少的娼妓，甚至一个很小的县城里，也有一二百名妓女，少一点也有几十个。

一般公务人员公然在旅馆开房间，叫条子，打麻将，恬不知耻，这是一种什么风气！”

“这还是就坏习俗一方面来讲。另一方面，社会上没有正气，没有公道，没有是非，这种情形也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方上，只知道分派别，争权利，走邪路，社会正气消沉，人心陷溺，大家均趋于侥幸投机，巧取豪夺，种种浇薄、堕落、野蛮、荒唐的习性。

甚至，每一个人都没有正常高尚的人生观念，所看到所听到的尽是一些一塌糊涂、黑暗沉沦的现象。

我请各位同志把自己的环境想一想：照这样情形下去，社会正气澌灭无余，个人志气消沉殆尽。

社会无公道，无是非，个人无情操，无良知良能的观念，无论社会和个人都是向着腐败、堕落、颓废、消沉的路上走，真使人有‘正义不存乎天壤之间’之感！”

“我们公务人员的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的好坏，与社会风气有重大的关联。当然，官场风气只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然而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所以社会风气之坏，总从官场风气坏起。

就今日官场情形而论，其他一切都可不谈，单就一般从政人员服官心理说，实在是不堪闻问。他之想做官，绝对不是想替国家尽力，想为人民服务，所谓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一些话，根本谈不到。

退一步讲，他要是肯为他自己前途自身事业打算，还不失为一个好人，这个好人也就难于发现。

民国湖南税收凭据旧照

一般人是怎样想的呢？他想当一个县长，当一个局长，他唯一的心思，就是想趁此机会捞一把钱，就想去刮地皮。

所以，他在事先就多方打听某一个缺是不是肥缺，某一个地方是不是好弄钱，完全以做买卖、发洋财的打算来做官。像这样的情形，这种无耻的心理笼罩了整个官场，革新政治从何谈起。”

说实话，照这样情形，倘使没有一种新风气的形成，来改变公务人员以及领导社会的士绅的心理，进一步转移人民的视听，彻上彻下彻头彻尾显示一种与民更始的精神，如何可以谈到政治的社会的革新运动呢？

“吾欲垂之空文，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到处是这样的颓风，是这样的恶习，推也推不动，骂也骂不改，要想转移这恶俗，挽救这颓风，如果没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严正不苟的精神，是不容易做到的。

于是，我不得不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精神，采取了以法律济道德之穷的措置。

作为惩治贪污开始的，是新化税务局赋税主任车衡侵占公款枉法贪污一案。1938年3月18日将车衡处以死刑。

也许车衡是可以不死的吧？原来他在任内侵占了经征应缴的团款6100余元，这也许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案发以后，有人替他请求开脱，提出：“这一笔‘欠款’可否用押追手续归案清偿？”

但我以为，风气之坏，正是由于这样的姑息、瞻徇。所谓宽厚仁慈，应用到这种地方，客观上徒然成了作奸犯科肆行无忌的保障。

我决心以严峻的精神，执行惩治贪污的纲领，“决不愿博个人宽厚之名，贻民众以切肤之痛”。

为了以法立信，为了惩一儆百而杀人，杀人诚然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杀人何尝是一个目的？我说：“我们不但不好杀人，而且也不愿意枉杀一个人。”

在我的愿望中，诚然希望“车衡之处决能使本省贪污恶习永远革除，成为本省惩治贪污公务人员最先亦即最后之一案”，可是，在我的职责上，不能不郑重昭示“果使仍有无数之车衡，必将此无数之车衡同样处置”的决心。

在处决车衡一星期以后，1938年3月26日，我在十四次省府委员会常会上提出了惩治贪污的单行法令——《湖南省惩治文武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通过后加以公布。

因此，对于惩治贪污绝没有稍涉宽纵。6月，我在巡视湘西途中，将办理征工事务收贿舞弊供证确凿的监工员唐立成枪决，以平民愤。

7月，将卸任华容财政局长张作典被控案审查终结，处以死刑。后者可以说是一件重大的案情。

此前，在处置车衡时，我曾经表示：“就车衡本身而论，或可视为不幸之一人，其罪情更大而尚未经发觉者，意亦不乏其人，自仍当督察检举，随时严办。”

然而，我们终于发觉了一个张作典，与车衡相较，可谓“大巫”之与“小巫”！

张作典一案，案情的大概如罪状中所述：

“张作典于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就任华容财政局长，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交卸；移交手续，延至九月方始办竣，仍将大部现金以及摊款存银抗匿不缴，经县民呈诉到府，饬县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算报省，呈送卷证前来。

复经本府派员审讯，实查得该张作典，在其任内侵占公款与应负责追还之数，多至二万三千五百四十六元一角五分四厘四毫，又谷一百零五石六斗，尚有该县九期摊款存根，张作典竟敢抗不移交，数达十一万二千余元，以致无从彻底清算。

复查张作典派员征收摊款之时，屡有无故拘压人民暴行胁迫之举，经本府先后两度派员前赴该县及乡中私访密查，据报华容豪劣狼狈为奸，被害人民既不敢言，又不敢怒。

张作典恣横暴戾，尤为贪污之魁，其恃势欺凌、蹂躏人民之处，凶恶万端，人民恨之入骨等情。该张作典肆行贪污，作恶殃民，滥权营私，侵占公谷，浮收征款，捏造账目，隐匿文书，实属罪无可逭，着即枪决，以昭炯戒！”

一个地方的财政局长，就任二年，他所侵蚀的国币，榨取的民财，竟达到这样一个数额，真是骇人听闻。可是这种情形，实在并不是稀罕的。

当时在湖南，地方财政非常混乱，不要说一个县长交代不清是常事，他们临走时，都把与财政有关的档案通通带走，而各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的交代，更是一塌糊涂，大概都是“满载而归”。

社会但慑其权势而不敢穷诘其来源，不问其为人民膏脂，亦不问其为贪婪枉法。谁来查究？如何查究？

所以，张作典的“抗匿不缴”，也不是一个独特的情形。

要讲到滨湖（指洞庭湖）各县的财政状况，更是混乱中之混乱，黑暗中之黑暗。这里正是“以服官为利薮”者流所视为“肥缺”的所在，也正是贪污豪劣联合分赃共同作恶的地方。

像罪状中所述无故拘押人民暴行胁迫的行为，成了催捐收款的通常方式。

对于张作典一案的案情，起初我也不很明了，后来，看到一个刊物上所记载的《洞庭湖上的风波》以及两度派往华容乡间私访人员的报告，我才了然于这样的秕政。

我还听说，在滨湖某县，有一片湖田，土地一年一年增长起来，然而赋税还是三十年前的比额。于是，土地成了豪劣的领地，贿赂成了胥吏的财源。地方财政之彻底清理、爬梳，应该是紧接着惩治贪污而实现的具体措施，这在后面再说。

单纯惩治贪污，是不是可以养成善良风气呢？当然不是。

“贪污只是恶习惯当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所以，要是说打倒贪污就算是养成了善良风气，那是不完全不正确的见解。

今后，我们公务人员除了不贪污以外，举凡一切敷衍、因循、懒散、不守纪律、不负责任等种种恶习要一概摒除，代之以振作、认真、紧张、不苟且、负责任、守纪律的良好风气，要培养一种正气出来。”（纪念周讲话）

和车衡贪污伏法案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是省公路局长周凤九的撤职查办案，这是“积玩之下振之以猛”的要求，是整饬纪纲的实践。

这件案子，我知道当时是“颇滋物议”的，特别对于我后来还起用周凤九，更多误解。

我以为，一般人和我的见解不同之处，是在“对人”与“对事”两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如果把对事和对人混为一谈，或者在对事的问题中强调对人的作用，那就凡有属于整饬风气这一范围的事件，都要变成“爱憎之私”。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尺度。

为什么有这件案子的发生呢？丢开一切的公文案牍不谈，参证的材料，在案发以前，有《大公报》记者长诚所提出的“公开控诉”；在案发之后，有立法委员王毓祥所提出的“补充证据”，这些都不能不视为纯正的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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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二月间，长诚先生有一次西南公路的旅行，通讯中曾说：“谈到湖南的公路，也真难令人满意，路局的上级职员姑暂不论，就以记者沿途观察所得，下级路员好的固然很多，不称职的也很不少。”

他提出了许多目击的事件，认为“中国许多官办事业吃了‘官办’的亏，结果是官而不办，湖南公路局也是犯了这种老毛病。⋯⋯深望负责当局能在最短期内彻底改良”。

四月间，我接到和我有“一面之雅”的王毓祥先生来信，他首先说，“自勋座治湘以来，整饬吏治，壁垒一新，贪惰之流，皆为寒胆，三湘民众，感戴曷极！”

他特地附了一篇《长晃旅行回忆》给我，叙述他“道出湘黔公路中途所见”，“为老百姓所不易上陈，而为汽车阶级所不获亲身接触的管理废弛情形”。

并指出：“就人事方面而论，管理之腐败，纪律之废弛，站员之缺乏责任心，站役之缺乏训练，为铁一般之事实，虽善颂者亦不能为之讳。⋯⋯但当局人员如能勤奋自励，当不应一糟到此”；认为“公路当局诚不能辞溺职尸位之咎，省政当局不能不视为严重问题之一”。

现在，要研究周凤九案何以产生，这两位走马观花的旅客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当时的撤职令如下：

案查前，据报长常公路于本年2月8日公路局洪字第五号客车在小青铺地方出险，死伤旅客多人，又同月10日宇字第56号汽车在小吴门肇祸一案，当于2月13日以省动字191号训令，饬该厅长将此次路局汽车肇祸情形，于一星期内详细具报。

旋据该厅呈复，洪字第五号汽车肇祸系因军车赶客车所致，但核与军政部常德补充团第三团长饶第先报告完全不符，且所拟处罚路局员司办法，亦属轻微之至，经复以省动字第三六号指令，严饬该路局对于出险原因明白查复。

嗣复据该厅呈请由府派员复查，亦经指令应候该局明白呈报后再办各在案。乃该路局迄未遵令呈报，似此初则欺蔽，希图卸责；继则延宕，希图了事。为政若此，国亡无日，殊堪痛心！

再查，此次该路局于两日内，连续发生惨案，系经本府饬查始行具报，其他肇祸情事，据报该路局汽车一月份各段出险计二十一次之多，殊属骇人听闻。

复查各公路以前关于修补例用石子，近则仅用沙土敷衍，以致路面日坏，烦怨纷至，足见该路局管理腐败，愈趋愈下，其内容不实不尽，可以推知。

若不从严查究，何以维路政，更何以对人民？该公路局局长周凤九着即撤职，听候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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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事的问题。正如“惩治贪污的目的，是不在以严刑峻法对人，而在于树立善良风气，树立法治威权”。

这一案的要求，是不在以严峻手段对人，而是要铲除一种彻上彻下的积疲恶习，树立信赏必罚的制度，使近代的官营事业，有着近代的效率，近代的精神。

我作为省府主席，有责任执行两位过路人也是无数过路人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当案发以后，国内工学各界以及省内外的知名之士都为人的问题，而函电分驰，甚至好意的人，也担心是“下吏希承意旨，深文周纳”，我以为，是我的态度还没有被明了。

因为远道传闻，易滋误会，在决定移送法院之初，我作了一个总答复：

余固深知周前局长，为国内工程学家有数人才，十年来致力本省公路工程，亦有相当劳绩。

国家多故，在在需人，爱护专才，岂无同感。唯是余固有求贤若渴之心，但余尤有视民如殇之念。

余固当顾念人情，但余尤不能不尊崇国法。良以对人固当曲尽保全之道，而对事则不能不尽综核名实之功。

所以使能者尽其才，贤者彰其德，溺职者不能辞责，营私者无所逃刑，此为余对本案所持之态度，亦即余决心整饬吏治，肃清贪污之根本方针。

这可以说是“治人尤贵有治法”的方针，这也是我坦白的真诚的态度。

而所谓“对人固当曲尽保全之道，对事则不能不尽综核名实之功”两句话，说明“国家多故”，固然要“爱护专才”，然而，为了整饬纪纲，也不能不循名责实。

这固然是为了培养正气，也正是为了保育贤才。如果这其中有“爱憎之情”，或是什么“深文周纳”，我想，这正是一种私心的打算。

这种打算，我实深信我自己是没有的，我记得王毓祥先生来信中特别说明，“为后方交通计，未甘缄忍，毫无个人恩怨之私”。我的态度正是一样。

也正是由于这一种态度，所以，当案情终结以后，建设厅长余籍传提出“可否起用周凤九专任公路工程事务，俾展所长”的意见时，我在他的签呈上批了一个“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