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165篇启示,研判时势重于追求仁义

在《资治通鉴》中，确实有这样的观点，即在某些情况下，研判时势比追求仁义更为重要。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这一观点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
1. "时势与仁义的关系"：时势指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仁义则是指道德伦理原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需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政治策略，而不是一味地坚持仁义。
2. "现实主义的考量"：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利益，有时需要采取一些权变之策，这些策略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仁义道德。
3. "历史案例"：《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其中不乏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国家利益而不得不牺牲仁义的故事。
例如，在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统一北方，采取了多种手段，包括权谋和武力，这些手段在当时的时势下被认为是必要的，虽然与传统的仁义道德有所冲突。
总之，研判时势而非追求仁义，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国家利益和稳定而采取的现实主义策略。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时势、道德、利益等，做出最合适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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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资治通鉴秦纪一

【原文】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荀卿者，赵人，名况，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桡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夫又何可诈也！笔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譬之犹以锥刀堕泰山也。故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夫是谓之盗兵，君子不由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荀卿曰：“知莫大于弃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旷，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旷，夫是之谓五无旷。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荀卿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贼，则是亦贼也。以其顺刃者生，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敌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临武君曰：“善。”

陈嚣问荀卿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金句】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知莫大于弃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

【译文】楚国春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经与临武君在赵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孝成王说：“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临武君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方略。”荀况说：“不是这样。我听说的古人用兵原理是，征调军队、组织战争的根本，就在于统一指挥、步调一致。如果弓与箭不协调，即便最善于射击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如果六匹马动作不一致，即便最善于驾驶的造父也无法把马车赶往远方；如果百姓与国君关系不亲和，即便是商汤、周武王这样的圣人也未必有胜利的把握。所以说，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因此用兵的要领在于赢得百姓的支持。”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最重视的就是形势有利，而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善于用兵的人，行事疾速、隐蔽，甚至没有人预测到他会从哪里出动。孙武、吴起都是采用的这种战术，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以及有志统治天下的帝王胸怀，而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有仁德的人指挥军队，绝不会使用欺诈的手段。一旦施用欺骗手段的，必定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疲惫衰弱的军队，以及君与臣、上级与下属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还有使巧成功或使拙失败的可能。而用夏桀的骗计对付尧，就如同拿鸡蛋掷石头，把手指伸进滚水中搅动，又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不是被烧焦，便是被淹死。所以说仁德之人指挥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出力；不管是臣子对国君，还是下属对上级，犹如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又如用手臂保护头颅、眼睛、胸膛和腹部。这样的军队，即便使用欺诈的手段袭击它，与提前惊动再攻击注定是一回事。况且，仁德的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会遍布百里，若统治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能延伸千里，若统治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更会遍及天下，这样就会使他耳聪目明、机警戒备，和众如一。因此，仁德之人指挥的军队，集结起来就是一支支百人的精锐部队，分散开时就会战阵行列；先头部门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只要碰上就会被斩断；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的即被瓦解；安营扎寨的时候稳如磐石，但凡攻击他，触角就会折而退却。再说，那些暴虐国家的君主，所依靠的是什么？只能是他的百姓，如果他赢得百姓的喜爱，就是像喜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喜爱他，像喜欢芬芳的椒兰一样喜欢他；反之，只要想起他的君主，就好像畏惧遭受烧灼黥刑、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人之常情，即便是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而残害所喜爱的人！犹如让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百姓一定会前来禀告君主，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所以，由仁德之人治理国家，国家必将日益强盛，那些先来归顺的诸侯国就会则得到安定，后来依附的则会遭到惩罚；那些相对抗的一定会被削弱，而那些反叛的则最终会遭到灭亡。《诗经》所谓‘商汤竖起大旗，诚敬地握着斧钺，势如熊熊烈火，谁敢把我阻拦？’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对此，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请问君王指挥军队应建立什么教令、如何行动才好呢？”荀况答道：“总的说来，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君王无能的，国家就混乱；推崇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荒废礼教、鄙视仁义的，国家就动荡不安。秩序井然的国家就会日益强大，纲纪紊乱的国家则会日渐衰弱，这就是国家强弱的本源。只有君王的言行足以让人敬慕，百姓才可接受驱使，一旦君王的言行不能被人景仰，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百姓可供驱使的，国家就强大；百姓不服调遣的，国家就会衰弱，这则是国家强弱的常理。齐国人重视兵家的技巧技击，施展技击之术，斩获一颗人头的，由官方赐给八两金换回，而不是只要有功就享受同等的赏赐。这样的军队，遇到弱小的敌人或许还能凑合应付；一旦面对强大的敌军，就会涣然离散，如同天上的飞鸟，漫天穿行，无拘无束，往返无常。这样的亡国之军，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甚至与雇佣一群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魏国曾按照标准选拔武勇的士兵，择取时让兵士披挂上全副铠甲，拉开十二石重的强弓，身背五十支利箭，手持戈，头戴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食粮，每日急行军一百里，只有达到这样标准的，才能成为武勇之卒，进而可以免除徭役，并分配较好的田地和住宅。但是，这些士兵的气力，在短短几年就会衰退，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则无法再行剥夺，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所以魏国的疆土虽然广大，税收反倒吃紧。这样的军队，就是危害国家的军队。秦国百姓生计困窘，国家刑罚非常严酷，君王借此威势胁迫百姓出战，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战胜了就给以奖赏，使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而战败了便处以刑罚，使他们为此受到箝制，这样百姓要想从国家获得好处，除了与敌拼杀外，没有别的出路。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增长，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人头，即可以管理家乡的五户人家，这就是秦国比其他国家强大稳固的根本原因。所以，秦国实现了继续四代而不衰退的奇迹，并非侥幸，而是必然。所以，齐国那支善于攻击技术的军队，无法抵抗魏国挑选勇武士兵的军队，魏国挑选勇武士兵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精锐进取的军队；而秦国那支精锐进取的军队士兵，终究难以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士兵，又难以抵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军队，一旦遇上，势必像用薄脆的东西去击打石头，一旦碰触就会立即破碎。何况，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对国君毫无敬爱，不愿为国君拼死效力，大都安于制度约束，严守忠孝仁义的气节情操。诸侯列国中，如果有哪一个能精尽仁义之道，便可发起战争兼并那些国家，使它们陷入危急的境地。所以，那些国家招募或选拔士兵，推重威势和变诈，崇尚论功行赏，甚至渐渐染成了习俗。但是，只有尊奉礼义教化，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所以说，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或许还有巧拙之别；如果使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就如同拿着小刀去毁坏泰山。所以商汤、周武王诛灭夏桀、商纣王时，从容指挥军队，强暴的国家反倒无不臣服，甘受驱使，诛杀夏桀、商纣王，就像诛杀众叛亲离的人一样。《尚书·泰誓》中所说的‘独夫纣’，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军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就能够掌握天下；军队只要团结合作，就能抵御攻打的敌国。至于那些征召募选士兵推重威势诈变，崇尚论功行赏的军队，则或胜或败，变化无常；有时收缩，有时扩张，有时生存，有时灭亡，强弱不定。这样的军队可称作盗贼之兵，而君子是不会这样管理军队的。”

随后，孝成王、临武君再次称赞说：“对啊！那么，请问还有哪些做将领的道理？”荀况说：“谋虑最关键的，是抛弃成败不明的谋划；行动最重要的，是不产生过失；做事最关键的，是不后悔；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不必一定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制定号令法规要严厉、威重；赏功罚过要坚决执行、遵守信义；管理营垒、辎重要周密、严固；征调军队、发动战争、趁势前进、有序后退，要谨慎稳重，快速敏捷；探测敌情、观察敌人的变化，要行动机密，尽量混入敌方的将士里面；与敌军遭遇，进行决战，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些称‘六术’。不要为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而轻易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甚至刻意迁就迎合君王的主张；不要因急于胜利而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不要对内威慑，而对外轻敌；不要见到利益而不顾忌它的害处；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而使用钱财要慷慨宽裕。这些称为‘五权’。此外，将领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可以杀死他，但不可派他率军进入绝境；可以杀死他，但不可派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可以杀死他，但不可派他率军欺凌百姓。这些称为‘三至’。将领接受君主命令后，就要立即调动三军，三军各自到位，百官井然有序，各项事务均安排停当、纳入正轨，此时即便君主给予奖励，也不能让人喜悦，敌人故意激将，也不能让人愤怒。这样的将领，就是最善于治军的将领。行事前必须首先深思熟虑，步步慎重，而且自始至终地谨慎如一，这就叫‘大吉’。总之，各项事业，如果获得成功，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如果造成失败，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业。因此，严肃胜过懈怠，便能取得胜利，懈怠胜过严肃，便将自取灭亡；谋划胜过欲望，就事事顺利，欲望胜过谋划，就会遭遇不幸。作战如同守备一样，行动如同作战一样，获得成功则看作是侥幸取得。严肃制订谋略，不可废止；严肃处理事务，不可废止；严肃对待下属，不可废止；严肃对待兵众，不可废止；严肃对待敌人，不可废止，这些称为‘五不废’。谨慎地奉行‘六术’、‘五权’、‘三至’，恪守严肃不废止的原则，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人能战胜的将领，便是可以上通神明的将领。”

这时候，临武君追问说：“有道理。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荀况说：“将领建立挥旗击鼓的信号来命令三军，至死也不会弃鼓奔逃；御手驾战车，至死也不放松缰绳；百官恪守职责，至死也不离开岗位；大夫尽心效力，死于战阵行列。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听到钲声即后退，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建功还在其次。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而后退一样，罪过是相等的。不残杀老弱，不践踏庄稼，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不赦免相拒顽抗的人，不俘获跑来归顺的人。该诛杀时，诛杀的不是百姓，而是祸害百姓的人。但百姓如果有人保护敌人，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所以，不战而退的人获得生存，相拒顽抗的人必定死亡，跑来归顺的人则被献给统帅。微子启因多次规劝商纣王，后来归顺周王而受封为宋国国君，专门谄谀纣王的曹触龙被处以军中重刑，归附于周天子的商朝人待遇与周朝百姓没有区别，所以近处的人唱着歌欢乐地颂扬周天子，远方的人跌跌撞撞前来投奔周天子。此外，不论是多么边远荒僻鄙陋的国家，周天子也会派人前去女巡视，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而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属国，没有不服从、归顺的。这样的君王就叫作‘人师’，即为人表率的人。《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就是指的这个。圣明君王的军队施行惩处而不挑起战争，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与敌对阵作战而不先行出击，敌人上上下下喜悦欢欣就庆贺，并且不洗劫屠戮敌方的城镇，不偷袭无防备的敌人，不使将士们长久地滞留在外，军队出动作战不超越计划的时间，只要这样，即便混乱国家的百姓也喜欢这种施政方式，而不安心遭受自己国君的统治，希望这种君王的军队到来。”临武君说：“你说的不错！”

陈嚣问荀况说：“您议论用兵之道，总是以仁义为根本，而仁者爱人，义者遵循情理，既然如此又怎么用兵打仗？一切用兵之事都是为了争夺、攻伐啊！”荀况说：“并非像你所理解的那样！所谓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才憎恶害人的人；义者遵循情理，正因为循理，所以才憎恶反叛、作乱的人。因此，用兵的最高目的在于禁暴除害，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

【解读】荀子或者荀况，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大师，也是李斯和韩非的老师，为什么儒家大师会有两个法家学生？并不矛盾，荀子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他的知识兼容并包，在很多方面都有极高的理论水平，比如用兵思想和用兵之道。

一、荀子对战争的基本看法：用兵目的在于禁暴除害，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有人曾经问过荀子：“您议论用兵之道，总是以仁义为根本，而仁者爱人，义者遵循规律、法则，既然如此又怎么用兵打仗呢？一切用兵之事都是为了争夺、攻伐呀。”荀况说：“并非像你所理解的这样。所谓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才憎恶害人的人；义者则遵循规律、法则，正因为循理，才憎恶反叛、作乱的人。所以用兵的目的在于禁暴除害，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我们可以看出，提出性恶论的荀子不是个迂腐的腐儒，他认为用兵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证规律、法则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改善。通过什么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达成的结果或者所造成的影响。如推行“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对于威胁周天子的戎夷就进行了征伐，但这种征伐的目的不是为了抢地盘、争私利，而是为了保证周天子的威仪和安全，这就是荀子所称道的仁义之军了。名正言顺、行义兵伐无道，凡事一定要站在道理上才行。

二、荀子对军队的基本认识: 国家政治修明，而后才会有国家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军队。对于用兵的要旨，荀子也有自己独到看法，因为是赵国人，曾与临武君在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孝成王赵丹问：“ 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临武君：“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方略。”荀况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道理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百姓。弓与箭不协调，就算是善于射箭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马不协力一致，就算是善于驾驶马车的造父也无法将马车赶到远方；兵士和百姓不和睦如鱼水，即使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式要有利，行动要讲究诡计多变。善于用兵的人，行事疾速、隐蔽，没有人会想到他从哪里出动。孙武、吴起采用这种战术，因此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呀！”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你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而仁人用的兵，是不能被欺诈的。能够使用欺骗之术对付的，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疲惫衰弱的军队，以及君与臣、上级和下属之间不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还有弄巧成拙或弄拙失败的可能。而用夏桀的诈术去对付尧，就如同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把手指伸到沸水里搅动，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不是被烧焦，便是被淹死。因此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下属对上级，犹如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犹如用手臂去保护头颅、眼睛、胸膛和腹部。这样的军队，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是一回事。况且，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遍及百里，若是统治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便将遍及千里，若是统治着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这样，他必定耳聪目明、机警而有戒备，和众如一。因此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即为一支支百人的部队，分散开时便可以各自为战；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的就会被斩断；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即被瓦解；安营扎寨稳如磐石，顶撞它的，就会遭遇挫折而退却。再说那些暴虐国家的君主，他们早就已经众叛亲离，百姓见到他无不咬牙切齿，因此就算君主有诈术也一定会被告发而不能实现。所以仁人治理国家，国家将日益强盛，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得到安定，后来依附的即遭到危难；相对抗的将遭到削弱，进行反叛的即遭灭亡。”说到这里，荀子又引用了《诗经》里的话作为佐证：《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听到这儿，临武君和孝成王赵丹也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于是一起问道：“那么请问君王用兵，应该建立什么教令、如何行动才好呢？”荀况说：“总的来说，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君王无能的，国家就混乱；推崇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荒废礼教、鄙视仁义的，国家就动荡不安。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强大，纲纪紊乱的国家便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根本所在。君王的言行足以为人敬慕，百姓才可以接受驱使；君王的言行不能为人景仰，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百姓可供驱使的，国家就强大；百姓不服从调遣的，国家就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常理所在。”

实际上，荀子所说的不是具体的行军打仗的问题，而是说国家的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没有了政治基础，想要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其核心要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修明，而后才会有国家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军队。举个例子，吴起和孙武是公认的兵家强者，很多人认为他们战无不胜，但是不要忘记吴起在军事上的胜利要依靠政治上的支持，吴起在魏国组建的战国第一雄兵魏武卒，依靠了战国首霸魏文侯的任人唯贤和李克推行变法；吴起在楚国的成功，也得益于楚悼王对他变法的支持和信任。同样，孙武的军事成就也是建立在吴王阖闾的信任基础之上的，当让孙武还利用了吴王的两名宠妃的头颅以树立军威。所以说，只有政治上修明强大的国家，才能保持国家的强盛，这样国家的军队自然就是强大的，比如楚国尽管一直以大国自居，但是因为在政治上一直没有起色，因此兵虽多而不精，将虽雄而不忠，国家大而没有建立统一的规则和尊卑有序的礼仪，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什么前途，也不能称之为强国。

三、荀子评论三个战国强国的特征：亡国之军、害国之军、 虎狼之军。荀子分析了战国时期军事能力突出的几个国家的特点，首先，击败不可一世魏军的齐军-亡国之军。看似强大的齐国依靠的不是实力而是技巧技击，每获得一个人头，，由官方赐八两金换回，不是有功同受赏。这样的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以应付，一旦遇到强大的敌人就只能作鸟兽散，这样的军队是亡国之君，没有什么军队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它与招募一些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其次，战无不胜的拥有魏武卒-害国之军。荀子肯定了魏武卒的选拔极其严格，选出的人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们享受了免除徭役、分得了很好的田地和住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人的气力会开始衰退，但他们得到的利益却无法再剥夺。这样国家虽然大，但税收必定不多，军队最后会成为危害国家的军队。最后，荀子提到了崛起的秦国-虎狼之军。秦国的百姓生活穷困，国家的法令由严苛，晋升的唯一通道就是杀敌立功，因此秦人对于战争已经习以为常，秦国在军功的赏罚上规则十分明确，因此秦人皆有战意，这也是秦军强大的原因所在。但依靠利益驱动的士兵最终会因为无功可立而陷入困窘，因此秦军虽是虎狼之军，为目前战国中最强，但却不是无敌之军。随后，荀子推出自己的结论：齐国的亡国之军不如魏国的害国之军，魏国的害国之军不如秦国的虎狼之军，秦国的虎狼之军不如齐桓公、晋文公的约束有方的王道之军，齐桓公、晋文公的王道之军不如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军。从而提出荀子自己关于无敌之军的看法：仁义之军才是不可战胜的部队。

四、荀子认为将军的基本职责：严肃的对待军事，谨慎的奉行“六术”、“五权”、“三至”，并严格遵守原则。孝成王赵丹和临武君再次请教荀况担任将军之道，荀子对于为将之道的看法是：谋略最为关键的是不要猜疑犹豫，行动最重要的是不产生过失，做事最关键的是不后悔；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不必一定要追求尽善尽美。谨慎的奉行“六术”、“五权”、“三至”，严格遵守原则，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敌无人能及的将领，几乎是神明一般的存在。那么，何为“六术”？制定号令法规，要严明以树立威信；赏功罚过，要公正无私以昭著信用；营垒、辎重，要严密防守以求严固；迁移、发动、前进、后退，要谨慎稳重，快速敏捷；探查敌情、观察敌人的变化，要行动机密，混入敌方将士之中；与敌军遭遇，进行决战，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那么，何为“五权”？不要为了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而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去迁就迎合君主的主张；不要因胜利而松懈，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不要只注重对内树立威望，而轻视对外确立尊严；不要见到利益就不顾及它的害处；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动用钱财进行赏赐时要慷慨大方。那么，何为“三至”？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以令他率军进入绝境；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去欺凌百姓。各项事业，如果想获得成功，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如果失败，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业。因此为将的基本原则就是严肃的对待用兵之事，这和《孙子兵法》开篇提到的观点不谋而合：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五、荀子认为军队的最终价值。临武君说：“有道理。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荀况说：“将领建旗击鼓号令三军，至死也不弃鼓奔逃；御手驾战车，至死也不放松缰绳；百官恪守职责，至死也不离开岗位；大夫尽心效力，至死也不脱离职守。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听到锣声即后退，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建功还在其次。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还后退一样，罪过是相等的。不残杀老幼，不践踏庄稼，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不赦免相拒顽抗的人，不俘获跑来归附的人。该诛杀时，诛杀的不是百姓，而是祸害百姓的人。但百姓中如果有保护敌人的，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了。所以，不战而退的人生，相拒顽抗的人死，跑来归顺的人则献给统帅。”《诗》曰：“自西而东，自南而北，无思不服。”指的就是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属国，没有不服从、归顺的，这样的君主就叫做“人师”，即为人表率的人。圣明君主的军队施行惩戒而不挑起战争，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与敌对阵而不先出击，不偷袭敌人，不洗劫屠戮城镇，不让将士长期留滞在外，军队作战不超过计划的时间。如果这么做的话，处于混乱中的国家的百姓，就会不安心于自己国君的统治，希望这种王者之师的到来。

荀子的军事思想中贯穿着治国理念，仁义和用兵并不矛盾，认为只有王者之师才能战无不胜，论述中环环相扣、有理有据，又引经据典发人深省，其弟子韩非的行文说理风格受到了荀子很大的影响。荀子缺少实战的经验，但从用兵理论角度讲，却是战无不胜的兵家。

作者简介：强行志，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长期在体制内耕耘、探索和拼搏，当过老师，做过秘书，负责过党务，扎根过基层，清楚那些权力的明规矩、政绩的潜规则、升迁的负效应，也清楚那些发展的酸甜苦辣、改革的艰难曲折、稳定的枕戈待旦，试图通过自己略带压抑的笔触，借助严谨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严肃的文风，而不是故弄玄虚的情节、卿卿我我的泡沫、吸引眼球的虑夸，去反映那些富有人情味、正能量、接地气的时代群英谱，去刻画那些无畏、无奈、无悔、无怨的百姓带头人，也告诉社会一个梦想兼备苦楚、担当意味血泪的底层权力圈。曾出版了《执政能力》（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主旋律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