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精英纷纷转战考公，上演降维打击应届生职场新篇章
金融精英选择考公务员，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业选择的多样性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的多元化。以下是对这一现象的几点分析：
1. "职业稳定性需求"：金融行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加班频繁，而公务员工作相对稳定，福利待遇较好，对于追求稳定生活的金融精英来说，考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职业成就感"：公务员职业具有明显的社会服务性质，能够直接参与到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中，对于有志于为社会作出贡献的金融人才来说，考公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方式。
3.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金融行业的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紧张，而公务员工作相对较为规律，有助于个人与家庭生活的平衡。
4. "降维打击应届生"：金融精英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进入公务员队伍可能会对应届生产生一定的冲击，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降维打击”。但是，这种冲击也可以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行政效率。
5. "行业调整与转型"：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和调整，部分金融精英可能会寻找新的职业发展方向，考公成为其中之一。
总之，金融精英考公是个人职业选择的一种体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职业市场的多元化和人才流动的灵活性。同时，这也为公务员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专业知识，有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对于应届生而言，面对这种竞争，应不断提升自身素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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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职场人士金融圈“上岸潮”在无意中开启了一种“非计划性改革”——让一批懂风险、懂合规、懂博弈、懂成本核算的中青年人才流入体制。撰文丨老凤
2025年湖南省财政厅公布的拟录用公务员名单中，出现了三个熟悉的名字：龙书玉，中信建投前员工；李阳，百亿量化私募思勰投资前研究员；胡彦乔，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公司原职员。
他们的学历标签也不错——两位金融硕士，一位税务硕士，职业背景更没得说，毫不逊色：券商、公募、私募干过。而且，金融圈的人应该知道中信建投的分量，这是位于金融圈歧视链顶端的存在——“三中一华”（国内证券行业对四家头部券商的统称，具体指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证券和华泰证券）。
如今，这些金融精英们的去向却是财政厅体制内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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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趋势而不是孤例。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金融圈“上岸”考公已渐成潮流。从摩根基金、嘉实基金、南方基金到光大证券、中信证券，再到思勰投资、靖奇投资，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正悄然转向各种机关的公务员岗位，变换身份、切换人生赛道。
从“打工人”到“编制人”，是很多金融精英的理想归宿，之前赚到高薪，现在市场不好上岸避险，本身就符合金融最重要的风控原则。
量化基金、头部投行、公募研究员，这些曾在顶层金融圈闪耀光芒的职位，如今正源源不断地成为公务员考录名单上的前一段经历。
这不是简单的“逃离”，也谈不上谁的“沦落”，这是周期与秩序的交叠，是渺小个体在历史大势前的无奈，也是理性人的最优选择——当行业高压持续、工作性价比断崖式下滑，稳定且有保障的体制内工作，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新贵”。
数据显示，2024年仅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公布的公务员录用名单中，至少有30余名来自金融行业的从业者成功“上岸”，所涉岗位遍布税务局、财政部、证监会及地方各级政府。其中既有年轻分析师，也有在行业中打拼十年有余的老将。比如，上海税务局录用名单中就出现了一位曾在摩根基金任职11年之久的量化研究员。
与以往“应届生主场”的公务员录用模式不同，这批转型者大多已经历了职场搏杀、市场试错、项目失败与职业转型，他们不是“职场小白”，而是带着对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理解转入体制内的人。他们明白：风口不等人，红利已透支，稳定本身就是稀缺资源。
02
私募洗牌、投行失速，考公潮背后展现的，是金融的寒冬。
金融人不是天生爱体制，他们只是太懂大趋势。量化私募领域的“人事地震”成为行业新常态。
2024年，靖奇投资创始人范思奇卸任并清盘产品，直言“身心俱疲”；思勰投资创始合伙人吴家麒也已退股离职，公司方面称其“多年工作已疲惫”；佳期资本实控人完成更替，鸣石投资、锐天投资等老牌量化机构也在经历核心团队调整与股权重构。
无意探讨这些公司内部的纠纷，只是想说这些现象本质上反映出一个问题：在超强内卷、回报压力、合规风险、监管收紧和整体通缩的多重交叠下，金融业的“黄金岗位”正被快速消解溢价。
一位从量化基金转岗的研究员坦言：“不是不想做，是看不到未来。”
投行能更直接感受到周期冷却的寒意。在中国内地，IPO节奏放缓、监管持续从严、项目推不动、奖金断崖式下跌，这些都让“投行梦”快速褪色。
目前已披露2024年年报的38家上市券商中，仅有6家券商的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实现正增长，最高增幅达9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2家上市券商平均下滑27%，最高降幅达84%。
今年4月，证监会公示的 2025 年度拟录用公务员名单中，287 名拟录用人员里有 28 人来自券商，其中包括保荐代表人及经纪业务从业人员等。
上海市公布的 2025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第一批拟录用名单里，12 家券商的 15 位从业者实现“上岸”，多数被分配至金融委办公室，个别则分配到民政局、文旅局等部门。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毕竟以前金融业的薪酬，比公务员可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03
越来越多金融人，开始在下班后刷起“公考课”；比起下周的净值，他们更关心行测怎么考、申论怎么写；不再幻想下一轮大牛市，而是默默等待拟录用公示。
这既是一场“逃亡”，也是一次有序的再分流。
歪打正着：金融人“上岸”，公务员系统却意外进化。
中文互联网圈曾有一个杜撰的新闻，说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过，45岁以下的人最好别当公务员。
杜撰者假借米莱的口说：
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得从事公务员，公务员必须有一线管理经验，年满45周岁后才能参与社会管理职务的选拔，经验对于社会管理是宝贵的；年轻人对于社会也是宝贵的，他们应该去参与更多的事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躲进公务员花园里等待退休。而真正的适合者会用经验为公众服务，成为社会矛盾的解决者而不是制造麻烦的闲人。
虽然这番话未能在阿根廷媒体上找到出处，但能在中文圈流传这么广，说明对这话背后的含义大家是非常认同的：制度岗位的高质量运行，需要历练过社会规则、商业秩序与市场竞争的人。
同样的意思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
香港商人、太平绅士孙启烈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告诉记者，无论他的哪个儿子，毕业后出来工作，先得在外面打工几年，积累一定的人生经验，才能回来接班。
孙先生的原话是：
英文有句俗语，“Ruin someone else's company before you ruin mine”，年轻人在外边“撞了一次板”，也算是拿到了一点人生经验，再失败的几率就小得多了。
当我们把公务员体系主要开放给应届生时，看似是在给青年人机会，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成本：一个尚未经历复杂博弈、尚不懂得系统运转逻辑的人，被赋予行政权力，往往更可能陷入“教条化执行”与“经验性偏差”。
一个从未进入过社会、一天生意没做过、一分钱没挣过的机关体制人，却在熬资历熬成领导后可以去主导制定 “产业政策”，指导经济发展，这不是在拿公共利益开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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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金融圈“上岸潮”在无意中开启了一种“非计划性改革”——让一批懂风险、懂合规、懂博弈、懂成本核算的中青年人才流入体制。
这批人虽然起因是“躲避寒冬”，但有一丝可能，会真正改变地方部门、监管机构的执行与决策机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公务员体系向专业化、经验化转型的一个“意外契机”。
以财政部今年拟录用的10名金融行业出身者为例，其中不乏清华硕士、基金经理、量化研究员。他们日后在财政票据监管中心、国资管理岗位甚至发改委外资管理处任职时，希望他们能带到机关的不只是学历和申论水平，还有对市场机制的理解。
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十年中国体制内一个值得期待的趋势：公务员队伍不再只是年轻应届生的“围城”，而是逐步引入“跨周期经验者”的融合生态。
周期未必有尽，秩序终于有需。
金融考公潮谈不上“英才失路”，它是一次长周期内的自我修复，是时代背景下人群行为的再分化。对个人而言，这是一场理性的取舍；对体制而言，这是一种意外的更新。
过去我们常说：“公务员体系应吸纳更懂市场的人。”现在，这句话正在现实中慢慢成真，虽然路径未必光鲜，动因未必高尚，却正是中国式改革最擅长的方式：不是一锤定音的设计，而是被逼出来的现实感。
或许多年之后，我们会感谢这场周期下的“人才错位”，因为它在无声中完成了最难的一步：让体制真正吸收了“知道真实世界如何运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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